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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则在制定法上对其采取了特殊规制的进路，在允许处理的同时赋予了个人的拒绝权，并规定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获取其同意。

1.环境司法的要旨环境司法是实现环境正义的重要一环，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法治中具体一环，更不能聚焦在某类甚至是某一技术性措施之上，而是应从社会治理、公共话语等更为广袤的场域去理解。与审理阶段的适度性相比，在审后阶段，司法权在目的性和裁量权上面都更为积极、主动，发挥着类行政权的功能。

三是将当代环境问题的治理与环境司法的应对结合起来，主要表现为环境司法作为政策形成和社会治理的工具，须创新性地主动回应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环境问题。环境司法有力地维护了环境公益，切实回应并增进了公益福祉的发展和内涵。五、中国环境司法能动协同现象发展的改革逻辑中国环境司法作为中国环境法治的一隅，其能动协同现象根植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环境法治改革逻辑，即如何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去理解环境利益的制度性保障。第二，探索司法主导下的综合调处方式。如多地法院通过积极制定行政执法与司法协调联动机制文件促进流域大保护，也经由环境司法联席会议制度、环境司法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环境司法服务机制等方式进行协同。

在环境司法领域，政法法治实践甚为显著。2.裁判阶段的能动传统观点认为法院的裁判结果只能小于等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司法权是被动的、消极的、中立的判断权。具言之，有如下体现：其一，案件数量与案件质量齐头并进，此时环保法庭不再无案可审，而是要把案件吃透审准，尤其是针对一些新型的、疑难案件。

在横向协同方面，流域内同级不同法院之间、地方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责任使用标准要趋于统一。党领导环境司法的过程亦有迹可循，深刻反映在党关于环境治理的话语体系与运行实践之中。纵观全球环境法治的发展史，环境司法和环境法治并不存在历史脉络和具象场域上的单一标准、绝对模式和普适规则，唯有其根源不变——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科学配置中实现环境利益有效保护。在协同与能动的大背景下，党对环境司法的绝对领导作用日益凸显，党的意志的落实程度进一步得到强化。

从环境司法治理来看，政法体制连接起了多个主体，囊括了多元利益的承载者、表达者和冲突者，不仅为环境公共利益与私益的相互博弈提供了充分的辩论场域和管道，而且也保障了国家意志的贯彻落实。至此，环境司法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平衡中寻找到合适的定位，并日渐完备。

此时的协调联动并非是互相配合，而是信息交换，否则有悖于刑事公诉中的诉审关系。于环境保护而言，司法所要承担的政治功能更甚。执行前的能动主要有二：一是法院主动移送执行，无须原告申请，即能动为之。在审前阶段，诉讼启动的被动性在延续或者扩张之中，环境司法在此尚未突破诉讼的结构性框架，也尚未实现对于司法制度的灵活性运用，只是对诉讼发生基础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拓宽。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没有救济（责任）的权利（义务）不能真正成为权利（义务），因此，司法回应环境公益的保护行为，也就成为增进社会福祉的当然举措。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党政体制创新的初衷虽依然是和谐、有序和有力，但应充分回应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问题。借助归口整合可将分散的司法资源整合，提高环境司法效率。

然而从运行机制来看，环境司法尚需借助传统的诉讼程序，而且外部机关之间大多并未存有责任条款约束的合作协议的协同机制。积极回应生态诉求是筑牢执政地位根基的必要选择。

鉴于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系统性、潜伏性等特质，作出妥当的修复指令非常困难。故此，从两者中任何一个观察口去测度改革变迁都是妥帖的，两个观察口在逻辑上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二是如何从发展的眼光中看待它的内涵和外延。第二，通过优化审判权运行机制、专家咨询委员会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行政司法联动机制、案例指导机制等，来促进环境审判机制的优化。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的过程中，司法机关成为重要承载主体，诸如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实际上已承担着与政治功能相并列的生态功能，并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把政治导向融入到环境治理当中。回访方式有实地回访、通过回访评估表书面回访等。1.法院内部的协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2005年、2009年、2014年、2019年先后印发了五个《五年改革纲要》，对于法院内部业务庭室之间的关系、法院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很好的界分。

（一）党政机关引领环境司法的党政协同：强协同党的意志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是引领我国各项工作的基本指引和遵循。这些现象都值得总结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尤其是从整体和个体的双重视角去归纳这些现象并从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社会改革的历史脉络等方面予以探究。

对此，专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成为诉讼中考量的重要因素，成为环境司法面向社会效果的重要体现。具体到环境司法上，有两大主要表现：一是在公诉领域，主要表现为法检协调联动机制的建立。

在具体行为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规则协同。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政法体制不仅仅意味着治理手段，更是环境伦理向政治延伸的产物，是党的领导的政治属性与环境保护的伦理属性共同作用的领域，具有强政治伦理性。

这个初衷在于实施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而在于塑造新型的党政体制，也即通过党的组织系统的政治动员整合部门资源、进行整体性治理，以实现总体性、结构性的质变。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党政体制创新的面向更加多元，开始瞄向生态文明领域，这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后的重大战略调整，力克重经济、轻环保的政策设置偏好，以及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的问责侧重，以此来与国家法治相协调，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反映在规范形成上，一方面需要强调公民享有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主张国家应当履行现状保持、危险防御和风险预防的环境保护义务。公益福祉须数量广且质量高，前者意指受益人数量最多，尽可能使最大多数人能均沾福利。

其三，政策法治化，通过司法实现政治控制。因此，环境司法的能动与协同可以被认为是环境司法的革新。

作为环境治理的生力军，司法机关进行活动需要考量相关政策，以确保司法政策宏观指引与微观指导功能的有效发挥。同时，党政协同对环境司法也发挥着间接作用。

环境司法的生成缘起于政治系统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其承担着政治系统运用司法力量来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期待。第三，生态保障的初衷。

以此为准重新认知，增进公益福祉的社会逻辑、优化制度安排的制度逻辑和促生软硬合力的文化逻辑显然都可以视为环境司法能动协同现象背后的改革逻辑。不管党政体制如何创新，其本质与初衷尚不能脱离此三大场景，特别是由环境司法所带来的能动与协同深刻反映了党政体制的变革，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在环境司法能动与协同的过程中得以落实和展开。在环境司法中，经由政策引领和党政法治的转换，党的意志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党政协同呈现出强协同的局面。二是对近代全球司法活动共同价值的找寻和批判性认同，主要是公平、正义的理念以及在具体利益衡量上，将私权优于公权化身为人民至上且依宪执政、依法行政。

第一，政治建构的初衷。诉讼请求虽有救济的必要，但因利益衡量而无法获得支持时，法官应该建议原告变更为替代性诉讼请求。

二是在公益诉讼领域，主要体现为业务的高密度联系。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相较于其他领域，环境司法运行中软法的制度空间比重更大。

在转型时期，法院并非一个单纯的裁判机关，而是深深嵌入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成为我国政治构造和社会管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司法的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审判过程、社会评价等都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后者如在赔偿金的使用上，法院与银行等相关主体展开合作。